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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每周质量报告》女记者:为正义曝光为友情哭泣
她是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栏目组惟一的女记者。她和她的同事每周偷拍的“黑心画面”,引起千家万户的“严重关注”,但他们默默无闻;他们的镜头,只能对准一部分造假分子,但他们深知造假其实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;他们是新闻记者,“职业伦理”要求他们站在公众利益立场揭露事实真相,但他们也是有情有义的人,“出卖”那些视他们为“朋友”的被采访者,也让他们承受着“世俗伦理”的煎熬。 出租车的计价器一个劲儿往上蹦字。已近午夜,司机不时会疑惑地看看表。 佳琳望着窗外,一言不发。上车以后,她只说过一句话:“师傅,你拉着我随便逛逛吧。” 几小时前,佳琳和她的同事,从中央电视台机房出来。她又完成了一期震撼人心的《每周质量报告》。当然,这也意味着,她又一次“出卖”了“采访对象”。 为让佳琳这些承受巨大压力的暗访记者身心得到“强迫放松”,每做罢一期节目,该栏目制片人吴光秋总要召集他们“痛饮一场”。佳琳不喝酒,她告别同事后,上了一辆出租车,漫无目的地奔袭在这个她居住着但并不熟悉的城市。出租车经过哪些地方,她一无所知。她只记得那晚的“的费”是160元。 每次陷入这种周期性的情绪低潮,佳琳就下决心要“另栖它枝”,可每次经过一番“良心煎熬”后,她又总是心甘情愿留了下来。 “凡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来信的观众,个个恨不得把那些造假者千刀万剐。”佳琳说,“可是实际情况要比观众想像的复杂得多。其实,你近距离接触那些造假者,并非个个奸诈险恶。就具体人而言,有时他们很淳朴,甚至很善良。他们也对你表现得很仗义,把你当作朋友。但你一转身,节目播了,他们的人生也就毁了。” 佳琳说起那次在江苏泰兴暗访劣质香肠的经历就要掉泪:老板为试探他们的身份,故意将有问题的香肠端给他们吃。为获取对方的信任,佳琳和他的同事不眨眼地全部吃掉。接下来几天,老板一家对他们格外殷勤,采访也进行得异常顺利。分手前,老板娘搂着佳琳的肩膀,千叮咛、万嘱咐:“说定了啊,春节一定要来这儿过年,我要亲自给你们做夹萝卜丝的馒头吃。” 佳琳在采访手记中写到:“那一刻我的眼泪差一点流下来,匆匆地上了车,逃也似地离开了他们的家。” 佳琳和她的同事从不否认,在采访中,他们有时会和造假分子成为“朋友”。在十多天的相处中,有时突然会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佳琳的一个搭档说:“像我们这样的人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,有时会给他们带来一丝温暖。他们信任我们,很多连兄弟、亲信都不告诉的东西,他们会告诉我们。” 《每周质量报告》的记者坦承,他们共同面临着“职业伦理”和“世俗伦理”的双重困扰。有时他们会在做罢节目后失声痛哭。给佳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,栏目组最优秀的一位男记者,有次采访回来后请大家吃饭,席间泣不成声,直到醉得一塌糊涂。 佳琳不会喝酒,她经受的“心灵煎熬”只能闷在肚子里。前不久,她和同事在海南采访时找上的“目标”是一个姓吴的老板。老吴是干他们那一行里少见的大学生,以前在一家国营企业。当时别人给他几十万收买他,他没要,“为的是对得起这块国企的牌子”。出来自己创业后,他本想正正经经做事,但按照正规操作方法,没人要他的货———因为椰果汁的天然色泽不是白色,并不晶莹透亮。但凡晶莹透亮的椰果汁都是用双氧水漂过的。 老吴曾无奈地对佳琳说:“我要是不漂,人家不买我的货啊,你说我怎么办?” 在佳琳眼里,老吴这人“很有修养,也很真诚”。 有一次,他们和老吴边走边聊,一路很开心。路基下的沟里长着几株含羞草,佳琳以前从未见过,不由自主地惊呼起来:“看,多漂亮啊!”只见老吴纵身跳到沟里,摘了一株,爬上来送给她。“一切都那么自然。就像一个主人对待客人,一个朋友对待朋友那样。”佳琳伤感地说,“当时的场面,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 但是作为一名职业记者,节目做出来不能不播。“我知道,播了后他肯定会倾家荡产的。”佳琳无奈地说。 佳琳和她的同事们很清楚,他们的镜头永远只能对准一部分造假分子。这些人似乎成了一些“不幸”被选中的“倒霉蛋”。凡他们暗访到的厂家,节目播出后往往面临着被查封、取缔,甚至更严厉的惩罚的命运。而没收进镜头的厂家、作坊,就在同一个县、同一个村,甚至是被查封的那几家的隔壁,照样在如法炮制。 佳琳在采访手记中质问:假冒伪劣肆意流通,要经过多少环节啊!那些职能部门都哪儿去了? 揭露河北兴隆县果丹皮造假的那期节目,曾引起很大轰动。在暗访中,一个厂家的老板娘告诉佳琳和她的同事,该县产果丹皮已有几十年历史,质量原本很好。但现在厂家多了,竞争变得日趋激烈,一些小厂就开始在加工过程中做手脚,以降低成本。短短几年工夫,家家开始仿效。她也只好随大流了。 节目做得越多,佳琳就越觉得,无论是河北兴隆县的老板娘,还是海南的老吴,他们原本善良,但被同行业的恶性竞争逼得“同流合污”。从更高程度上讲,这也是社会整体道德下滑导致的结果。 不论佳琳和她的同事,回到北京会变得多么“多愁善感”,一旦投入暗访,他们必须强迫自己恢复一个职业暗访记者应有的冷静和睿智。 佳琳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暗访所经历的那场“惊险”:她和同事到山东某县调查使用死母猪肉制造食品的情况。暗访开始很顺利,他们取得一个老板的信任,拍到了“非常管用”的镜头。但他们不经意问了一句话:“你们这儿还有死猪肉卖吗?”那个老板当时转身就走了。他们“恋战”,又去了另一家工厂。等他们赶回宾馆,发现那个老板带着一帮人,正气势汹汹地守候在房间门口。“那会儿,所有拍的带子都在我的包里,只要他们一检查,我们就全完了!”佳琳回忆说。 她的同事很冷静地牵制住了老板,把老板支到隔壁自己的房间,佳琳迅速把带子藏在窗帘后面。可一想不放心,于是,她又找到楼下二层的服务员,告诉自己遇上了坏人,包里面是大笔现金,请她放在服务台锁好。可一想还不放心,于是,她从后门出去侦查一番,发现没人,迅速打车到了另一家宾馆把包存好。 3个小时后,当她和同事在另一个县城会合后,她的眼泪“刷”地夺眶而出。“在那一刻,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‘人在阵地在’”,佳琳笑着回忆说。 暗访记者在采访中所忍受的煎熬,是大多数普通记者难以想像的。每次暗访到10天左右,有了点眉目的时候,也就是佳琳快要崩溃的时候。她“开始失眠,整夜整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”。她难以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,造假分子会不会遵守约定,能不能拍到“管用的镜头”,甚至会不会暴露身份。 对他们而言,任何一个细微的失误,包括“递错一个眼神”都可能前功尽弃,甚至威胁到自己的人身安全。 山东某地非法制售“地沟油”的调查,是佳琳和两个同事一块儿完成的。在远离县城、“出了事,跑都跑不掉”的一家地下黑工厂,他们在拍摄时被发现了。 “当时工厂大门就关上了,工人们全部围了过来,只等老板一开口,就要动手。”佳琳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点后怕。她被围上来的人推了几把,当时,她刚受伤不久的腿里还打着两根钢针。“要是摔到了,钢针肯定会断,说不定这两条腿就废了。” 他们迅速亮出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身份,但老板一把将介绍信撕得粉碎,佳琳急中生智蒙道:“我们来之前已跟公安局联系好了,如果12时他们见不到我们,就会查抄这里。现在还有半小时,你们看着办吧。”说罢,她和同事拿起机器大步流星地朝门口走去,“逼”得老板过来开了门。 老板亲自把他们“送”到县城,但还不死心,安排打手在宾馆门口守着。事情最后直至惊动了当地政府,他们这才安全离开。 一幕又一幕震撼世人的“黑心画面”,是佳琳和她的同事们付出巨大的安全代价,一幕一幕揭开的。因为这些“黑心画面”,与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的食品安全直接相关,所以《每周质量报告》开播1年多来,迅速成为家家户户“严重关注的栏目”。综合其收视率、关注度和品牌影响力等要素,《每周质量报告》在央视新闻频道最有价值节目排名中列第一。胡锦涛、温家宝、吴仪等国家领导人,对该栏目作过7次批示。外电称之为“在中国真正关注民生的节目”。 但这一切声誉,似乎天然与佳琳他们这些暗访记者绝缘。他们没有出镜主持人那么风光,他们的名字也不像他们的节目那么响亮。他们每月20多天在外采访,永远躲在暗处。即使在北京短短不足10天里,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机房中度过的。 “真的,我来北京已经1年多了,连你算上,是我在北京新结识的第二个朋友”。佳琳把采访她的记者也并入了自己的朋友名单。 这份名单,是佳琳在京短暂的制片间隙“消化负面心理”的去所,因为,另外有一份没有穷尽的“黑名单”———有毒腐竹、豆芽、火腿、香肠、大米、方便面、木耳、食用油、酒、醋,等等,等等———时时刻刻在流向市场,等着她和她的同事去逐个消化。 有一次,有个朋友郑重地问佳琳:“你觉得你的工作意义在哪?”她一时语塞,但这个问题困扰了她很久。那天,她对记者讲起了“西西弗斯”——希腊神话中一个被神诅咒的人。每天清晨,西西弗斯将一块沉重的巨石推到山顶,但就在到达山顶的一刹那,巨石会滚落回原地。必须从头再来,日复一日。 看着记者困惑的眼光,佳琳调皮地笑了:“你看我像吗?”(来源:中国青年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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